中远海控2022年度股东大会问答实录
603所位于陕西省西安市阎良区,距离西安市中心大约65公里,条件艰苦。刚毕业就来到这样的“荒郊野岭”,吴光辉却觉得“幸运”。“我去的单位非常好。”他说,一是有项目、有任务,这样他就有学习和成长的机会;二是交通不便,“在客观上有利于静下心来钻研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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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3所位于陕西省西安市阎良区,距离西安市中心大约65公里,条件艰苦。刚毕业就来到这样的“荒郊野岭”,吴光辉却觉得“幸运”。“我去的单位非常好。”他说,一是有项目、有任务,这样他就有学习和成长的机会;二是交通不便,“在客观上有利于静下心来钻研业务”。
那时候,从阎良到西安市区,坐车要3个多小时。“去一次西安,一大早上走,晚上才能回来。我记得当时从西安到阎良的最后一班火车是晚上6点左右,汽车四五点就没有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很少外出,最多就是过年回家乡看望父母。在我的印象中,除了春节的探亲假,我没有休过年假。说实话,当时也没有什么钱。每年工资能存几十元钱,春节回去看望一下父母,一年攒下的钱基本上就没了。”吴光辉说。
8时30分许,在北京飞控中心的统一调度下,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西安卫星测控中心以及任务各测控站、船实施联调联控,全面模拟发射准备、发射以及飞行过程中的各种技术状态和工作过程。
那中国呢?未来十几年,总体来说中国经济还是乐观的。但中国的(年新生)人口规模从1980年代的2500万左右,到90后00后的每年1500万,已经下了一个台阶,现在只有不到1000万了,肯定会给未来中国经济的竞争力带来负面影响。这个影响要延迟到十几二十年之后,所以需要很多切实的政策落实。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到,完善重点领域安全保障体系和重要专项协调指挥体系,强化经济、重大基础设施、金融、网络、数据、生物、资源、核、太空、海洋等安全保障体系建设。
C919是一个全新的机型,除了大量的核心技术攻关外,还要进行飞机总体的顶层设计,要“无中生有”地设计出一架飞机。“现在回过头看看,哦,很简单,C919就是那个样子。但在最初阶段,没有人知道。我们必须要一步一步探索。”吴光辉说。
随着C919首飞成功,吴光辉的名字逐渐为公众所熟知。其实在此之前,他已担任过多个飞机型号的总设计师。担任预警机总设计师时,他切实体会到,“总设计师,就是要承担责任”;担任ARJ21支线飞机(后文简称ARJ21)总设计师时,他更是以“能解决问题”闻名于整个团队。
回看去年6月,时任国防部长魏凤和出席第19届香会,在发言阶段,严正指出,一方面,人类正在经历历史上罕见的多重危机,另一方面中国军队始终以和平之师的形象,却也将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放在很重要的位置。
作出每一个决策都很艰难,因为每一次选择不仅关系到大飞机的安全性、经济性、舒适性,关系到它的成败存亡,还决定着中国民航工业未来相当一段时间的发展,决定着民航飞机“以后往哪个方向走”。
1982年,南昌飞机设计研究所找到南航飞机设计专业教授魏志毅和同事钱智声,请他们协助开展强-5定寿工作——强-5诞生于20世纪50年代末期,是中国第一种强击机;所谓“定寿”,就是确定飞机的使用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