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视发烧友
面对全球经济环境变化、国内高通胀及银行系统危机等事件的冲击，焦头烂额的拜登政府更需要在全球宏观经济政策和双边经贸关系等问题上与中方加强沟通对话。近来，耶伦、雷蒙多及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克里等人多次释放希望尽快访华的信息，更表明相关议题在美国对华议程中的重要性有所上升。或许更棘手的一点是，面对来势汹汹的新一届国会尤其是共和党主导下的众议院，拜登政府也担心其对华政策被国会反华势力绑住手脚，进而影响在乌克兰危机、气候变化、朝核及伊核等全球和地区性问题上与中方合作的实际需要。
梁建章：我不是直接鼓励生育，而是建议政府来鼓励你生育，就是通过生育减负，鼓励你生育。生育意愿是因为成本造成的，大部分人应该还是喜欢孩子。所以要把生育成本减低，或者政府能够提供足够的支持。
《中国企业家》：最近两年，你提出了很多鼓励生育的具体措施，例如现金和税收补贴、房贷补贴等，引发了不少公众讨论。但也有一些人很反感，你关注到这些声音吗？有没有收到一些意料之中和意料之外的反馈？
以下为《中国企业家》与携程集团联合创始人、董事局主席，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研究教授，育娲人口研究智库联合创办人梁建章对话的核心要点：
听起来这还是很大一个数字。但如果反过来想想，我们经济一年增长5%，如果我们拿出经济增长的一半，延续消费增长的果实，那我们能够解决中国经济未来最大的一个问题，那肯定值得。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到，完善重点领域安全保障体系和重要专项协调指挥体系，强化经济、重大基础设施、金融、网络、数据、生物、资源、核、太空、海洋等安全保障体系建设。
1982年，南昌飞机设计研究所找到南航飞机设计专业教授魏志毅和同事钱智声，请他们协助开展强-5定寿工作——强-5诞生于20世纪50年代末期，是中国第一种强击机；所谓“定寿”，就是确定飞机的使用寿命。
C919是一个全新的机型，除了大量的核心技术攻关外，还要进行飞机总体的顶层设计，要“无中生有”地设计出一架飞机。“现在回过头看看，哦，很简单，C919就是那个样子。但在最初阶段，没有人知道。我们必须要一步一步探索。”吴光辉说。
《中国企业家》：过去十多年，你一直在关注中国的人口问题，也冲在反思和影响人口政策的第一线。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对人口研究产生兴趣的？有什么契机？
梁建章：对我来说，当时也是最适合的年龄。那时候，整个行业、整个中国经济各方面都是欣欣向荣的状态，中国享受到了很大的人口红利，那个时候年轻人是现在的60后70后，这批人每年出生人口有2500万，到了80后也有2500万人/年的时候，还迎来了婴儿潮，这非常好。
